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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说，青歌赛评委余秋雨老师因为选手不知道《清明上河图》作者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址而烦恼，批评说“他们还根本没上文化这条道！” 青歌赛的题目，我总觉得和测试文化的关系不大，题出得比较浮泛，大多是些“记问之学”。某一年比赛我看了，有位美声选手答出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这样的难题，获得了余老师的充分肯定和文化之路路条一张。但在我的小人之心里，总觉得让选手背出这三个绕嘴的名字，并不代表就准确地考核出了他对悲剧文化的了解。 能从考试中测验出来的文化，不过是出题者想象中的文化。抱怨学生和选手的成绩之先，其实该检讨一下测试系统的靠谱程度。我小时候参加过几次知识竞赛，听到“惟一能从太空看到的建筑”时，总能立起来奶声奶气地抢答出“长城”，十几年后，才知道从科学上讲断无此理，这令人自豪的谣言不知道是谁捏造出来的。王小波还举过一个例子：有人撰文说如今的人心不古，大学生连“郭鲁茅巴”是谁都不知道，他挖苦地说自己也不知道这个蒙古人究竟是谁以及为什么如此要紧，想了半宿才悟出是四个人名的缩写，他说“知识多寡是个客观标准，但把自编的黑话也列入知识范畴，就难说多客观了……”同样，青歌赛界定的知识范畴，余老师划出的文化之路，也是需要先观望一下的。 有人说青歌赛的题目都是该“国人皆知”的常识，所以没什么可质疑的，其实，那些题目连常识都不算。真正的常识不该是一堆互不相干的条目，而是通过各种准确的普及性的知识来建立一套合理的认知系统。这是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说的就是大众在各方面知识的欠缺或者不均衡，反映到看待问题上充满了偏见和谬误。即使是所谓知识分子也在所难免，科技人才没什么文化修养，文科教授迷信怪力乱神，都算是例证，不仅在知识构成上不合理，也绝对牵制其学术成就。所以我总不好意思指责青歌赛的选手没文化，他们在少年时候发现自己有声乐方面的天赋，或者进入专业院校团体，或者在这条路上四处闯荡，大部分的精力用来学习专业课或应酬业内规则，小部分精力用来学习长城是在太空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建筑，不知道《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就很正常，这也是国民教育现状所应得的报应。 余老师说的可是“文化这条路”，他自己也是在那条路上苦旅的行者，文化可又比常识艰深得多了。不少人认为，属于中国的文化，至今没有突破先秦诸子的窠臼———其实思想界也有过几次灵光一闪的颠覆性前行，但是都被扼杀了。先秦之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又能有多少呢？然而我们今天还要以一本薄薄的《论语》为似是而非的心得，要对着本几千个字的《道德经》求索精义，这种智慧就是最精纯的文化，我们能获得一点儿滋养，把心里的欲念和浮躁浇灭一点儿已不容易，去走那条路可实在太难了。比方说，我知道人说话要凭一点儿良心，要说实话，没有做到的不要吹出去，做过的丑事要大方承认，这或许只是一点儿最浅显的常识，但假如一位歌者能做到这一点，即使答不出那些填空题，我也更愿意和他一路。 (本文来源：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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