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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高新区研究中心主任王胜光 本报记者 刘玉海 实习记者 李宛月 北京报道 当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中国的国家意志和目标，当企业被作为创新的主体时，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以高技术创新为目标并探索20余年的高新区，能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扮演何种角色？其与这种角色之间是否还有不适应之处？又须作出哪些变革与努力？ 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高新区中心主任王胜光研究员。他长期致力于创新政策研究，是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的政策咨询专家。自80年代中国高新区诞生之初，他就开始跟踪研究，至今不辍。 在王胜光看来，中央对高新区在中国创新体系中应扮演的角色并未有充分认识，对高新区的发展缺乏顶层的政策设计和战略支撑。他建议成立专门机构协调国家的创新政策，精选部分开发区和高新区作为国家创新经济区，并由国务院直属。 1. 高新区现在的发展得不到有效的政策和战略支撑 《21世纪》：2005年以来，中央就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本月初召开的首届科技创新大会提出，中国计划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中国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探索了20年，在接下来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中，能扮演什么角色？ 王胜光：对于高新区在未来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到现在为止，在中央政府层面尽管不乏口号表达，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高新区会对未来中国发展起到的作用。因为人们习惯性地认为，高新区还像二十年前，就是那么二三十平方公里的小地方，提供点“带动、引领、辐射、示范”作用就完了，而没有深入地去做战略性、前瞻性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新区过去是探索性战略导向下的建设，而现在的发展则缺乏有效的来自顶层的政策和战略支撑。 中国的高新区应该是国家创新系统建设的中坚。因为伴随着1980年代科技体制改革成长起来的高新区，一开始就走上了构建创新体系的路径。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依靠原有的科技体制改革的思维和路径，不完全成立。这是因为单纯的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是着眼于微观单元的科技机构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下一步该怎么走，现在不是很清晰。而高新区本身是着眼于构造创新体系的平台和系统。 从国家创新系统建设的角度来讲，高新区不是着眼于微观点，而是着眼于局部整体，这个局部整体就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一个大平台。【埃茨克威兹】的创新三螺旋理论认为，大学、企业、政府构成创新的三螺旋，要有实现三螺旋的混成区。我们说实现产学研合作，基础就在于要建立起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以及政府、各种中介机构比如孵化器、风险资本等等这样一些主体能够充分互动的一个平台，要有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的配适。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可以看到，国家高新区就是在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让这些创新的人才和资本都到这里来，在这里活起来。 《21世纪》：您谈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高新区是创新的平台，那么过去20年的探索发展，高新区是否已经形成了您说的这种创新三螺旋机制？ 王胜光：必须承认，有的高新区确实找到了——虽然不是全国的高新区都这样。 《21世纪》：我的观察是，包括高新区在内，地方政府致力于创新的时候，主要是聚集各种相关要素：人才、科研机构、企业、风投等，但这些要素聚集在一起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会产生协同作用、产生创新。 王胜光：我不太这么看。总体上，近几年高新区一直围绕自主创新链条在做。现在高新区已经成为一个品牌，整个国家创新系统的配置就要考虑到高新区，国家下一步要引导高新区发展，来发挥这个平台的力量，通过这个平台进一步集中整合资源、支撑高新区高新技术的发展，从而构建起我国的创新系统，也就是要把它作为一个中坚的力量来考虑。 《21世纪》：您认为国家目前对高新区在整个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中坚地位的认识不足？ 王胜光：我们认为，要围绕着国家高新区来建设国家的创新系统，但是国家现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现在讲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这个绝对正确。但是具体怎么做？能说清楚么？但如果说围绕着国家高新区，来做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大家都会清楚的。就是大院大所、国家科研力量、科研布局，围绕着高新区来做。如果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首先是企业依靠谁？在企业整体实力不足、内生需求不够、环境支撑不力的情况下，光号召企业去创新不会产生多大效果。企业创新需要互补的条件、资产和环境，而高新区就是企业的依托，围绕高新区建设国家创新系统。 《21世纪》：围绕高新区建设国家创新系统，这是您作为学者的个人看法，还是政府、高新区管理机构及高新区内企业的共识？ 王胜光：我认为现在做高新区的人——就是高新区管委会的领导，包括国家高新区所在地的地方领导，在这个层面上有这种认识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离开这个层面就未必。因为我们是学者，想什么就说什么；但是高新区的官员、地方政府领导都是政治家，都要吻合政治导向。而没有上层的明确信号，是无法形成全国性政治导向的。 2. 高新区未来的发展需要政策的协同性与互补性 《21世纪》：如果按您的看法，以国家高新区作为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坚，下一步该怎么做？还需要做哪些外在的支持和准备？ 王胜光：从高新区进一步建设的需求角度来讲，需要政策的协同性和互补性。政策的协同性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地方和中央政策的协同，另一个是地方政府各部门和中央各部门的协同。 政策的互补性：过去创新可能是一个部门的或者一个系统的或者局部的，现在的创新是一个整体的，任何一个部门的自身发展都会关联到创新，同时任何一个部门的政策又都会影响到国家的创新，因此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局限于自己，每个部门的政策，各部门之间的政策相互之间应该产生很大的互补；如果缺乏这种互补，就无法实现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 这里面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高新区怎么做？以高新区为中坚，在政策的设计上，怎么做好以高新区为中心、资源围绕高新区来布局？如何做好政策机制设计，来发挥政策的协同性和互补性？这是我认为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高新区前二十年发展主要是以地方为主导，下一步要更多地偏重一点国家的主导，自下而上的过程要变成自上而下，要建立一个平衡，要加大中央部委层面对于高新区的干预。 首先，就是高新区的顶层设计，包括体制机制方面，政策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结合下一步国家部委的调整我们要思考如何真正发挥科技部门的作用。中国的创新这件事情得有专门的部门来管，比如类似于国务院成立创新发展署这样的机构设置，它要真正协调国家各个部门的创新政策，不管在别的地方怎么样，在高新区要做到这个体制带来的资源政策互补，来推进高技术创新这件事。 第二，建立一些国务院直属的创新经济区或者自主创新示范区。现在，中国的国家高新区、经开区，加在一起已经有200多家，两区实际上目前做的事情越来越趋同！部委条块分割的管理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没有必要这样重复布局。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合并然后优选出一部分，建立中央政府的直属管理模式，真正作为国家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或者也可以叫自主创新示范区。 当然，这两点，尤其是第一点，实现起来非常困难，我们也不能完全理想化来设计这个事。但是从根子上讲，现在很多事情，不光我们的高新区，包括我们的产业发展，条条框框，来自不同部门的条条框框太多。这个背后是利益争夺、利益博弈，所以谁都不愿意放手。我们就是希望在高新区能建立一套机制设计，能够把大家整合到一起来做。其实你看中关村做“6+1”平台，就是这个努力，很明显。当然很多地方说中关村好，但是学不了，你没办法复制。但是这是个方向，必须要向这个方向走。 3. 追赶型国家的创新需要政府组织资源 《21世纪》：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很重视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日本、韩国、台湾这些东方国家或地区，往往是政府主导高技术规划，但失败的居多；而像英国剑桥、伦敦西区、法国安蒂波利斯，都不是政府规划的高技术城，结果反而发展得比较好，似乎证明创新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路径，有点类似于东方模式，会不会也有这种失败的担心？ 王胜光：中国发展高新技术的模式跟日韩模式并不相同。首先就在于现实的条件不一样。中国做高新区也好、经济开发区也好，是追赶的一种路径。所谓追赶，就是前面有目标，目标导向性非常强。谁来主导追赶？肯定是政府。所以，中国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政府主导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客观的必然。 第二，要追赶，就要动员、组织、整合资源，从中国来看，没有政府这个过程完成不了。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如果没有政府主导，没有人能完成得了这个资源动员和组织过程。 《21世纪》：靠市场机制做不到么？ 王胜光：市场机制不是不好，要看是在什么阶段，什么时候，你要看到你的各种约束条件是什么。我刚才说，因为是追赶，前面有目标，现在没有时间让你自己一点点去武装，在竞技场上，必须给你武装。谁来给你完成这样的武装？没有一个组织、没有一个力量推动，这个事情是不成立的。就必须要靠政府。 进而言之，中国发展高新区的这个模式，带有以前日本、韩国包括新加坡的影子，但也的确是自己的创造，也是国内体制机制的必然。这里面可以批评的地方很多，但总体来看肯定是成功的。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发展模式是当前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的推进模式，或者说是中国未来20-30年左右所要依靠的一种发展模式。 《21世纪》：即便如您所说，作为一种追赶型发展可以遵循此模式，但中国不可能一直定位为追赶的角色，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这种模式还适不适应？ 王胜光：我为什么说30年——也有人说50年——假设一厢情愿地想，中国发展再快，也需要30年来完成从追赶到赶超这个过程，这个时间阶段省不了。在追赶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政府主导，而是由非政府力量来主导，那可能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这个问题想一想，那更可怕。 李开复：创新工场必做  智能机鼻祖黑莓陨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