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民村：华男来澳打工3年买200㎡房！

小白免

2013年8月，因被冠以“电焊工移民村”的名号，长清区孝里镇后楚庄村突然变得热闹极了。一时间，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涌入，挨家挨户刨根问底。随后，“月入两三万元”“拿绿卡、住别墅”“移民神话”等标签，让这个只有200多户村民的小村庄在全国火了起来。

一个村庄变为“移民村”，几十户村民上演着“草根逆袭”。如今，快两年过去，后楚庄村已慢慢归于平静，但是当地村民还没有从当年的媒体“冲击波”中走出。同时，因受移民政策所限，加之本土企业的崛起，“澳洲蓝领梦”已经难以复制。

移民村“后遗症”村民大多避谈出国

从外表上看，后楚庄村与周边村庄并无差异。绿油油的麦地一眼望不到边，一旁的道路上堆砌着秸秆和石墩。同时，这里也有着农村“空心化”的常态：村子里少见青年人，老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拉着家常。


一条主干道将后楚庄村与临近的四街村和金村连接起来，街上偶尔驶过几辆农用三轮车。村子里的房屋有的略显陈旧，有的则修缮一新，有的可能用澳元建造起来的双扇大门，顶上写有红底金字的“家和万事兴”。

5月14日上午，记者探访后楚庄村，较少看到年轻人。一条主干道将后楚庄村与周边的村子连接起来。方庆梅拿着儿子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鱼油。


5月14日，记者来到后楚庄村，探访舆论热议两年后村子的现状。理论上讲，在这个每三四户中就有一户“打洋工”的村庄寻找移民家庭不算费劲，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上午的时间，记者敲开了多户村民的家门，当得知记者来意后，大多数村民都选择了避而不谈，昔日红火的“移民”字眼如今成了“敏感词”。

“当年组织过一次集中采访，之后还是有记者不断过来，也有人看着出国打工赚钱多，过来咨询‘取经’，有的直接闯到人家家里去问，这样他们的正常生活也受到了影响，”长清区孝里镇宣传办主任牛振勇告诉记者，“有出国的直接从澳大利亚打电话告诉家人，不要再接受采访了。”

赴海外“淘金” 80户村民变“澳洲蓝领”

几经辗转，记者终于找到一户移民家庭。

9年前，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马新峰带着几件行李和一身本领，贷款17万元交给中介后，远赴8000多公里之外的澳大利亚，在珀斯的一家工厂里干起了电焊工。

虽然是一门苦差事，马新峰却很少向家里抱怨。每天早上5点开工，即使在夏天，也要戴着头罩和护目镜，闷在厚重的防护服里做活。奋斗几年后，马新峰住进了500平方米左右的洋房，也把妻儿接了过去。

“这小子算是出息了。”如今，回想起儿子第一次出国时的波折，马新峰的父母马克平和方庆梅依然记忆犹新，“刚把出国手续办下来后，这小子去他姥姥家，结果半道上让拖拉机把腿给撞断了，为这个又在家养了1年才出去，难过得天天哭。”

早在马新峰出国前的1年，澳大利亚对于后楚庄村还是个陌生的字眼。2005年，村民尹法刚在深圳一家船厂干活时，其出色的手艺引起了公司国外工作人员的注意，还建议他去澳大利亚闯一闯。“这孩子当时胆子大，找中介报上名后就去了澳大利亚。”马克平说。3年后，尹法刚在墨尔本买下了200多平方米的房子，办下了绿卡，还生了个澳大利亚籍的儿子。

看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功了，后楚庄村的年轻人们躁动了起来。找中介-补英语-苦练电焊技术-出国，越来越多的人复制着尹法刚的路子，出国潮在2007年前后达到了高峰。牛振勇介绍，后楚庄村200多户居民中，有近80多户在海外“淘金”，“临近的四街村也有七八十户出国了。”

后楚庄村的“移民神话”，也是中国技术移民热潮的一个缩影。

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蓝皮书显示，过去10年间，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技术移民来源国。2013-2014年，获得澳大利亚积分制技术移民签证的中国人共8340人，仅在2013年，就有20245名中国人通过职业技能获得永久居留权。

在澳大利亚，除了收入可观，当地的福利待遇也吸引着村民前往。后楚庄村的年轻人通过申请457签证过去，工作满两年后可以申请雇主担保移民。在当地生孩子住院，政府给买单，还能享受5000澳元的补贴。

“俺儿待的城市有很多同村的，都住在一个社区，成了‘小后楚庄’了。”马克平笑言道。

身陷“磨合期”当中国传统遭遇西方文化

在国内，像后楚庄村这样的移民村并非个例。有300多年侨居国外历史的浙江青田县，现有华侨25万多人，遍布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安徽槐塘村2000人中，有近千人曾务工经商闯荡西欧，村里约80%以上的农户有亲人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

“在国外过日子有好处，也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马克平说，印象最深的就是澳大利亚的居住环境，蓝天白云气候适宜，“俺儿在那边日常生活都没问题，要想融入当地生活，还得需要多磨合、多适应。”语言最成问题。早些年从后楚庄村走出去的青年大多学历不高，只要电焊技术过硬，就会被老板选中“漂洋过海”，直到申请绿卡时才会要求英语考试。“当时大部分人的分数不够，但是政府也能变通，”一位村民曾告诉媒体，只要交上2000澳元，在当地语言培训机构按时上课就行，但是“有人干脆只交钱不去读，当地也不管。”

有媒体曾对加拿大的华人移民家庭做过调查。在温哥华、多伦多等地，有些侨胞至今不能熟练使用当地语言，很少迈出唐人街；而2006年以后的移民，则习惯于居住在华人集中的社区，过着“中国化”的生活，融入的积极性相对较低。

而这种不适应，马克平和方庆梅也多少感受到了一些。3年前第一次到澳大利亚探亲时，老两口感觉很新鲜，看到有人出海钓鱼，马克平也跃跃欲试；见有人在海滩冲浪，两人看得饶有兴趣。可时间一久，老两口就打算回家，“还是不习惯呐，平时除了在家里做饭，基本不出门，人家说话咱也听不懂，憋得慌。”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云华看来，社会地位等方面产生的心理落差，也是很多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面临的问题。多年前移民新加坡的他曾向媒体表示，这种心理落差造成的局面是：通过移民取得外籍身份，但绝大多数时间仍以国内的方式生活。门槛提高﹃移民村﹄现象难复制

“前年俺们村让你们(媒体)写得太火了，很多人都觉得出了国以后钱很好赚，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说到儿子这两年的生活状况时，马克平的嗓门明显提高了，“现在厂子接的活少了，俺儿赚的钱都快够不上还房贷了。”

2008年前后，金融危机席卷澳大利亚，4年后，当地的失业率慢慢走高。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1月失业率达6.4%，创13年以来最高纪录。

而让马新峰感受最深的是，过去最多每天能干10个小时、赚300澳元的活儿，现在缩减了大半。“俺儿买的房子有40万的贷款，赚的钱还得向政府缴税、养活孩子，现在的日子大不如以前了。”马克平直摇头。

不好找活儿的现状，让不少外村慕名而来打听出国事宜的年轻人犹豫不决，而移民政策的不稳定性，则让他们打了退堂鼓。

为了给当地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这几年发生了较大变化，2011年成为最严格的一年，要求技术移民的雅思成绩达到单科6分以上，这近乎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的标准，将一大批申请者拒之门外。而2012年，从1月到11月，各项新政不停地推出，被称为移民政策“变脸年”。

“政策紧了，这两年村里再没有人申请出国了。”牛振勇告诉记者，近几年，孝里镇通过招商引资，进来一批企业，村里不少年轻人留了下来，技术好的每月也能拿到将近1万元，“在家门口打工，也不耽误家里农忙的时候干活，所以‘打洋工’的热乎劲儿慢慢退去了。”

5月的后楚庄村，麦地里的小麦已经接近一人高，家家户户马上进入收获的季节，而此时几千公里之外的马新峰，刚刚与工作的工厂续签了4年合同。至于儿子未来有什么打算，方庆梅心里也没谱儿，“家里有五六亩地，回家生活也没问题，但是在哪儿过得好就在哪儿待着，就由他吧。”